1929年，⽇军撤走，国民 重进。我在求学的道路上，从此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此时，北园⾼中关了门，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济南⾼中，是全省惟一的一所⾼级中学。我没有试考，就⼊了学。
校內换了一批国民的官员“”气颇浓，令人生厌。但是总的精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文课。“大清国”没有了，经书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话。国文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文学家。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烈士。他很少讲正课，每一堂都是宣传“现代文艺”亦名“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为奋兴，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子，号召大家参加“现代文艺研究会”还准备出刊物，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现代文艺的使命》，里面生呑活剥抄了一些从⽇文译过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句。译文像天书，估计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満了⾰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却堂而皇之地写成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国民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海上，一二年后就被国民杀害。我的⾰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鲁迅的小友，京北大学毕业，翻译了一本《争自由的波浪》，有鲁迅写的序。不知道怎样一来，我写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发现了我的写作“天才”认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点飘飘然，是很自然的。到现在，在六十年漫长的过程中，不管我搞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写散文的笔从来没有放下过。写得好坏，姑且不论。对我自己来说，文章能抒发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悦，缓解我的忿怒， 励我的志向。这样的好处已经不算少了。我永远怀念我这位尊敬的老师！
在这一年里，我的心镜照出来的仿佛是我的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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