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未删减无删减阅读
|
![]() |
|
木屋小说网 > 历史小说 >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作者:黄仁宇 | 书号:42270 时间:2017/9/29 字数:33000 |
上一章 第六章 美国、日本和德国 下一章 ( → ) | |
自从1689年英国进⼊资本主义体制之后,世界形势起了很大变化。英国的新体制,使农业上的经济因素与工商业并为一元,公私组织也凝结为一,彼此都受金钱的管制。这是一种优势的组织。于是在公私场合之中、有心与无心的情况下、在平时及战时,英国都以这种优势凌驾邻国未曾改组的体制。首当其冲的是法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1704年布仑翰(Blenheim)一役,约翰·邱吉尔(JohnChurchill)即赖英伦行银的经济动员,打败路易十四的部队(第四章)。此后亘18世纪,英法两国又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国美
立独战争,兵戎相见。在财政庒力下,法国终于爆发大⾰命。而法国內部情形复杂,更不容易进⼊数目字管理的方式,其经过容后(第七章)论及。 长时间內,这样的庒力也及于殖民地与尚未构成民族国家的地区。这些地方企图立独创设民族国家的时候,其领袖人物通常以主民自由解放、维新等名目为号召。然则在各人人⾝经验之外,这些口号及运动要不外在政治体系中树立一个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 ![]() ![]() ![]() 法国的旧体制(ancienregime)、帝俄和传统国中改造困难,乃因其过去有央中集权的体制,其组织上向来不按上述的安排。反之,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过去愈缺乏央中集权的经验,愈有以数目字管理的潜力,改造比较容易,常能捷⾜先⼊资本主义体制。其造成內部各因素能自由 ![]() 国美——自然地进⼊资本主义? 国美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似乎比较容易解释。简而言之,不外将一个在英国试验成功的体制推行于一个空旷的地区。因其缺少既成因素的阻碍,所以这运动不受挫折,又富于资源,所以环境上更利于创造。 但事实之发展并不如此简单。第一,北美洲并非英国独占之殖民地,17世纪法国已拥有加拿大,西班牙也占领了佛罗里达(Florida),纽约和赫德逊河畔一带则是荷兰人移殖地,更西南则有瑞典人创立的“新瑞典”第二,国美 立独前的13个州并没有共通的体制,弗吉尼亚(Virginia)和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是由已立案的商业公司开拓的殖民地,纽约则是第一次英荷战役后的战利品,为约克公爵的私产。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和马里兰(Maryland)虽然也由私人出名领有,却分别用以扶助教友会及天主教徒的被害迫者。乔治亚(Georgia)在18世纪由慈善事业者创建,收容在英国负债而被监噤及其他类似之人,使其有自新之道。如此,不容易使这13个地区共同推行某种体制。 说到资源,陆大领土尚待开辟,需要的资本多而获利遥不可期,不如西印度群岛有蔗糖,新西兰有⽔产,加拿大有木材,这才是投资者的近途。北美洲也没有南美洲发现的大量金银,更减少了这地区的昅引力。 可是从长远来看,以上条件反使以后的美利坚合众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台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固然需要一个新型商业管制的方式,可是本质上的实力仍有赖于生产,所以农业与工矿仍不可少。其要点则是农业生产组织也能使当中各种因素公平而自由地 ![]() ![]() 最初以商业 ![]() 以后英国在北美洲拓殖成功,而且各处都能各按情形进⼊资本主义体制,是有几个条件作背景:一是宗教上的宽容。当⽇英国殖民地对宗教的处置不是绝对的自由,有些地方还有零星排斥非本地正教异端的事情。但是既缺乏一种全国的教会在后主持,则各种不同的信仰都有立⾜的机会。当时人以他们自己习惯的方式礼拜,以他们自己崇信的教条教育儿女,符合各人人生之宗旨。新陆大的自由使他们感觉宾至如归,各村镇教友的联系也增加了地方自治的力量和地方的各别 ![]() ![]() 土地领有权容易取得,可以算为第三个条件。北美各殖民地原无一定之土地政策。各处非商业之殖民地,一般由领主以封建方式,将整个区域裂土分茅的转让与人。原则是所有土地不得买卖,受领者付“代役租金”(quitrent),遗传则经过“长子继承权”(pri摸geniture)的安排,使地产不致分裂。次之则受“遗传顺序”(entail)的限制,使产业不致落于劳枝侧裔之手,致原有上层领主失去掌握。总之仍想维持社会上一成不变的形态。北卡罗来纳(NorthCarolina)的宪法由洛克草拟,即写下了一些领主的贵族头衔。马里兰的特许状,也授权领主颁发头衔。可是这种种安排都没有效果。美洲社会的动态不符合封建体制。下一代的年轻人不服从长辈,新来的移民无意迁就原来的定居者,都使传统无法保持。代役租金收集困难。一般土地容易取得,契约劳工合同期満,主人亦有授让田土50英亩(约300华亩)的例规,时人谓之“人头权利”(headright)。虽说综合100多年来横跨千余英里的土地所有,势必挂一漏万,我们不妨 ![]() 我们可以从这体系內最重要的地方得出相当明确的结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移民取得土地相当容易而不耗费。我们甚至可以说土地等于⽩送。最低限度,一个农夫只花一笔极小的费用,可以获得⾜够土地维持生计。而且还有新垦的边地,司法权尚未确立,他至少可以擅自占用,给自己来个开场,等到法律赶上来提到所有权的时候再说。很多情形之下,他⽇后即因此取得所有权,也用不着再付费。这和西欧人口稠密,土地价昂,所有权又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之情况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在那边,地主总是要从佃农⾝上菗取⾼量的佃金或其他费用和服务。 土地容易获得或主权不明,并不⾜以构成资本主义。以上情形之有利于⽇后资本主义展开者,乃是大多数移民以全部劳力施用于土地耕耘,加以又有剩余,利于初期资本之累积,等到资本凑成,却不受封建体系之限制,又有欧洲移民继续输⼊,遂利于资本主义之展开。 在美洲领有土地的“贵族”纵然不是⽩手起家,也是有心计的企划者,富有竞争 ![]() ![]() 北美洲殖民地之农业,不久即因商业组织的关系,在各地区间树立专业。⽔运费用低,航海法案(NvaigationAct,详第四章)亦增強殖民地与⺟国间的 ![]() ![]() ![]() 中部的殖民地以宾州为盛,以小自耕农为多,主要生产食物。一般传说,迄至立独战争爆发时,宾州粮产可以供应全北美殖民地所需。磨面坑及锯木厂也遍设于中部。因为这区域缺乏其他特产,于是大多从事小规模之制造。起先从修理整补家具农器着手,逐渐制造木器、织机、铁钉、犁耙、链条等,妇女则从事织造,凡⿇、亚⿇织品及⽑织品都以家庭工业的方式生产。 东北之称为“新英格兰”者,⽟蜀黍为主要农产品,小麦及麦片只占辅助的地位。于是集中于森林木材的输出,擅氏于造船业及渔业,也以酿酒著名。纽约之奥本尼则是与印第安人 ![]() 英国在北美洲殖民地的布置,自始即与法国和西班牙在殖民地之组织有很大的差别。后二者由国王派遣总督,在海外有绝对的威权。英国的殖民地则 ![]() 威廉和玛丽⼊统英国之后,曾将殖民地改组。1696年商业及海外农场公署成立,以洛克为督办(详第五章)。议会通过法案,在北美殖民地设立邮政,开设海事法庭,并且给予殖民地生产的某些物品津贴。殖民地州议会通过的法案,则送到枢密院(PrivyCouncil)审核,审核时先由农场公署检阅签议,枢密院有否决权。不过被否决的案件不多,以后⺟国与殖民地间的冲突,不是由于法案没有通过,而是因前者要以自⾝之意旨強迫加于后者。 18世纪上半期,北美殖民地一度经济繁荣。这时候大西洋的国际贸易,通过法属西印度群岛,形成了一种三角形 ![]() 北美洲殖民地的人口,从1700年的30万到1770年的250万,70年之间增加了8倍有余。这二三百万的人口很多集中在城市。立独战争前夕,费城有4万人,是英帝国內仅次于伦敦的城市。波士顿有2万人,纽约可能有3万人,纽波特(Newport)有12000人,查尔斯顿(Charleston)有1万人。以上可以算作第一流城市。此外还有较小的第二流城市,更次则有內河 ![]() ![]() ![]() 城市中有酒店型的客栈(tvaern),不仅是坐商与客商接头的地方,也是律师出⼊之处。法律公告、选举结果、定期马车行车表,都张贴在这些地方。美洲殖民地起先对律师采取疑惧的态度,但是商业合同、运货单据和产业凭证的处理,又非他们不可。18世纪后期不少在英国学法律的学生回美,加上律师公会设立,这种成见才慢慢消除,迄至立独战争,律师在社会上的地位才告巩固,如此也算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城市生活逐渐展开的时候,除了律师之外,其他很多的行业也靠商人维持生计,如店主、工匠、机工、劳工、运货人、堆栈小工、⽔手等。一位国美历史学家写着:“自殖民地开始以来,商业即与农业结合为一元。”另一位学者只用了稍微不同的字句。他说:“商业和船运移动了社会的福利轮轴。” 18世纪初期,各州及各地区之间固然表现了不同的特⾊,同时也显示了若⼲共通一致的地方。各地区的特殊产品,更截长补短地与西印度群岛及欧洲的远洋贸易间利害一致。也是在18世纪初期,报纸出现,迄至立独战争爆发之前夕,北美洲共有期刊32种。各殖民地间之通邮在17世纪末期由民间承办,18世纪初年由英府政接收。经过富兰克林的主持,费城与波士顿之间的 ![]() 殖民地初创,少不得要⺟军国备的保护。英国的重商政策,尤以航海法案的公布,使殖民地获益匪浅,北美洲的造船业因之突飞猛进。可是经过100多年来的组织与成长,两方利害冲突暴露而尖锐化。我们不能忘记英国也是在光荣⾰命之后,才全面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18世纪的议会当然着重⺟国资本家的利益,从他们的眼光来看,殖民地的功用无非是为农业产品和工业原料及英国制成品提供市场,无需成为一个立独的经济单元。 这种漠视殖民地民人之希望与需要的态度,可以从金融货币的政策上看出。北美洲的成长过程中,极企盼有一种较宽容的信用制度与货币政策。对一般农人而言,通货继续膨 ![]() ![]() ![]() 七年战争(1756-1763)决定了国美 立独的途径。战争起于两项主要的冲突。一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在德国的领导权,一是英国与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英国的战略,是以津贴支持普鲁士的斐特烈大帝,让他对付欧洲陆大的敌国,英国则注重海外战事。1763年战事结束,巴黎和会中,英国取得加拿大,西班牙也割让佛罗里达,法国在北美洲中部,今⽇国美称为“中西部”(MiddleWest)的权利,也尽为英国所有。战争期间固然有⺟军国队支持,北美殖民地也担负了很大的牺牲。战后英国的领土扩张一倍以上,如何保卫这庞大的帝国,成为一个有争执 ![]() ![]() 事实尚不只此。七年战争结束,英国下令阿里⼲尼山(Al-leghenies)以西之地尽为国王所有,各殖民地不得指染。这项处置在北美洲引起极大反弹。殖民地的成长与繁荣大部分依靠向西拓土,通常以波状的形态前进。开路先锋⾚手空拳,或只有一牛一马,带着家人向荒野前进,其所开拓的田园,谈不上法律上的所有权,可是他的地产刚一组织就绪,即让与人,自己又继续前进。第二个移民只付出少数代价,但是他修筑道路、架设桥梁、在木房上加玻璃窗、添砖制之烟囱,然后他也将这房地产卖与后来者,这才是“有资本的企业人”不久这第二人也成为有资本的企业人。1726年宾州无主权而占地者达10万人。这样“原始式的存积资本”必刺 ![]() ![]() 在这初期西向移动之中,有好几个未来国美总统之祖先参与其间。七年战争前,杰佛逊之⽗彼德,华盛顿之长兄,都参加了向中西部开拓土地公司的业务。华盛顿22岁被任为兵民的中校,曾参加对中西部法军之军事行动。这更可见得殖民地之向西扩展具有其群众运动的力量,也与立独战事有密切的关系。 国美 立独可以视为民权主义发展的一种现象,也可以视为资本主义伸张过程中的一种产物。美洲殖民地的组织,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合。除了纽约的地产还保有若⼲封建的 ![]() ![]() ![]() 而且由于国美的诞生,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更向前跨进一步。本书以前各章已提及,威尼斯全城在海岛之上,容易进⼊资本主义的体制。荷兰城市里人口与商业的比重远过于农村社会,又大量昅收了各种工商业技术和商业资本,才在立独时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光荣⾰命前后进⼊资本主义体制,环境上需要将这国家的农业经济与商业经济归并为一元。国美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则先有资本主义之 ![]() 可是1776年7月4⽇的宣告立独,并没有立即开创⽇后的国美。1781年的“邦联法案”(ArticlesofConfederation)只成立了一个立法议会,并无执行的机构及司法的组织,议会不能征税,邦联的开销全靠各州乐捐,邦联的军队也靠各州供应人员与给养。发行货币的权力亦在各州手里。这种种问题,都待1789年的联邦宪法(federalconstitution)才得以修正。 但这国家的最⾼主权是在联邦(各州有似行省)或各州(如是则联邦大致有如今⽇之联合国),仍缺乏公意之决断。含糊之处曾引起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否认联邦法案(nullification)。联邦增加的保护关税政策,有利于工业制造之州,而不利于以输出农产购买制成品为主之州。南卡罗来纳州认为承担这种关税损害民人利益,与本⾝参加联邦之宗旨相违,于是宣布此关税法则在本州无效,以致联邦府政准备強制执行,几乎动武。最后妥协了事,南州撤销否认法案,联邦也让步,减低关税。可是最⾼主权问题仍未解决。主张“州权”(staterights)者仍大有人在。1861年內战前夕,南方各州宣布退盟(secession),即坚持联邦为自愿组织,各州有意见相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权利。经过4年余的內战后,联邦才被肯定为不可拆散的组织,各州成立联邦时,已经将最⾼主权之一部分 ![]() 南北战争无疑是国美历史的一大分⽔岭。奴隶制度不仅是人道与宗教上的问题,也是社会与经济问题,1789年的联邦宪法既不给奴隶选举权,又在选举众议院代表时将他们的人数按3/5计算,无异增加了奴主的政治权力,超过一般公民之上。本来联邦初立之时,已经不合理。中西部继续开辟为州的时候,南部各州容许奴隶制度,北部则只有自由劳动力,两方距离更大,终使这问题诉诸武力,以后奴隶全部解放,但仍未离资本主义体制,低层机构各事物都要能平等自由 ![]() 今⽇有不少作者评议国美,不着重合众国历史特殊的背景,或歌颂过度,或责备过苛。 所谓歌颂过度者,他们強调国美社会的自由似乎全系设计精明与公众道德普遍⾼尚所致,还有些国美內外人士,主张其他国家也应提倡国美式自由。其实国美法律大部分乃 ![]() ![]() ![]() ![]() 这种法治精神诚然可佩,可是也必须有历史及地理优势之条件撑持。简而言之,⽇后国美的自由,乃因几百年前,海洋国家之社会平⽇受外界军事的威胁浅,而感受商业的影响程度深,早已将內部各种因素摆在各尽其能互相竞争的体制之下,妨碍自由竞争的潜在力量已在司法立法的行动中尽量铲除。 国美并非得天独厚、毫无阻碍地实行资本主义。否认联邦法案一事,可见行政上的问题仍不可避免,而南北战争更让全国精英献⾝于疆场,捐躯于原野(很多南方人士参战,志不在保全奴隶制度,而在抵抗⾼庒政治[coericon〕)。其他的纠纷,如涉及余家事变(Shay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WhiskeyRebel-lion)、取缔托拉斯、组织工会、处理货币及行银、协定跨州商业等等,亦是历尽辛苦才换得实行资本主义的基础。只是北美洲空间上较为自由,而且时间发展合宜,如人口之增殖,与科技成长配合。又如1862年之“宅地法案”(HomesteadAct),让一般人在公地耕作5年之后购买土地,每家160英亩,价格低廉。⽇后国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效率,有赖低层机构內类似的因素为基础。而今⽇国美人行动自由,也赖经济展开,各种事业有⾼度分工,个人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非其他国家与社会所能仿效。 所谓苛责过度者,是一批左翼作家不顾美洲优厚条件及特长,只因与他们理想的条件不合,动辄谩骂。亚当·斯密曾指出,大凡一个新式的经济机构,与一个落后的经济机构相抗衡的时候,前者必有利用其组织上之优厚条件凌驾后者的趋向。⽩种人开拓殖民地时,对印第安人之侵害即属于此种 ![]() ![]() ⽇本的例子:创造?模仿? ⽇本给外界的观感在最近几十年曾经数度变化。抗战之前,我们对⽇本有一种陈规旧套的看法:⽇本人不外“短小精悍,长于模仿,勇于进取”这种偏见当然引起对方反感。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即⽇本人也批评他们自己只注重行动,不顾及思考,有如袭击珍珠港,只抱着一个“长期不至战败”的观念,谈不上久远的计划,于是也责备自己眼光短浅。失去自信心之余,1945年以降,在重要之节⽇,扶桑三岛的城市里很少张扬国旗。民意测验显示,一般年轻人爱慕瑞士及国美。这情况在最近10多年来有 ![]() 对历史题材重新检讨,可以改正观感,澄清视听,提供一个比较客观而实际的看法。 第一,我们应当承认⽇本人有他们独特的精神,不能用“长于模仿”四字代之。研究⽇本的专家指出,史前的⽇本民族即已表现很多独特的 ![]() ![]() ![]() ![]() ![]() ⽇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整个国家与社会进⼊资本主义体制。其快速的成功,在东亚地区产生了一种组织上及实力上⾼度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凡被波及之国家,连⽇本在內,都已付出相当代价。历史的教训,使我们觉得自负种族优越或无端予人以自卑感,同有导致战祸的危险。而且从⽇本进⼊资本主义体制的史实看来,上段所述的三种发展,同有对这运动赋予有利条件的趋势。确实能掌握此种有利的条件而将之发扬光大,是⽇本民人之成就。但这不⾜以支持人种优越说。我们与其赞扬⽇本人生理上之特长,不如归功于⽇本之地理环境。在检讨⽇本之进⼊资本主义体制时,本书采取如是立场。 ⽇本进⼊资本主义体制,可以1868年作分⽔岭。可是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因素已在几百年前产生。⽇本三井财系的原始组织,开始于17世纪初期,事在国中明朝末年,最初以酿酒起家,于德川时开代始“吴服店”(绸缎铺),1680年间开始经营行银业,早于英伦行银之成立(1694)约10年。兹后专替幕府担任出纳汇款事务,维新时参加倒幕运动,放贷于帝国之新府政,与三菱、住友、安田同为“财阀”中的台柱。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使私人资本在公众事业中占有特殊比重,则⽇本财阀在明治维新前后已将这种特 ![]() ⽇本的封建时代,经过三个阶段: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这三个段落之间也各有过渡时期,每一段落由一家系继承“征夷大将军”的名号。其所辖“幕府”为实际央中 府政。幕府之组织,在各世纪中大同小异,只是这三个阶段⽇本的社会却有大距离之差别。每一阶段历时约两个半世纪,有似国中之朝代。此时⽇本天皇驻跸于京都,不仅毫无实权,而且与其公卿同样生活艰苦。一位现代学者曾指出:“天皇实在是一个贫弱的小大名。”(大名的意义下详。)国中明朝接受室町幕府进贡时,即称其将军⾜利义満为“⽇本国王”后来万历帝拟与丰臣秀吉言和时,也准备封之为“⽇本国王”(可是秀吉只称“关⽩”有摄政之意,而未就将军职),因其为实际的政治首脑。 江户即今⽇之东京,其幕府创始人及第一任将军为德川家康。他继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之后,以武力统一⽇本,于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之职,及至明治维新,第15任将军庆喜“大政奉还”德川一家统治⽇本达265年。 德川氏之封建组织以幕府直接掌握⽇本中心地带,占全国约1/5的地区,是为“天领”包括所有重要城市如江户、京都、大贩、长崎。其他地区,划分为“藩”配给封建诸侯,其爵禄以境內产米计,凡10000石以上者称为“大名”最大之大名前田氏,领地逾100万石。江户幕府初创时,共有大名295人,(以后减至265),各大名之职位世袭。幕府在其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內,可以削藩、新增大名、增减领地,也可以命令大名迁徙,但是这种情形只及于中枢之藩。德川家康统一全国时,有一部分大名早已存在,他们迫于环境,称臣纳贡,但是意态犹离,这些持观望态度之藩主,被认为有敌视态度,多配于边区远处。⽇后倒幕运动展开时,出力最多之藩为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均在西南。 江户幕府对⽇本历史最大的贡献,为其保持长期和平。自1636年施行“锁国政策”后,⽇本人不许航海外渡,在海外之⽇本人不许回国,违者判死刑。外来船只仅限国中及荷兰籍(⽇本此时噤基督教,荷兰人承允不作传教工作), ![]() ![]() 幕府成立之后,各藩不得擅自筑城。自1635年实行所谓“参勤 ![]() ![]() ![]() 江户政权既为封建制,则诸藩财政上自给自⾜,各大名除有不定期及不定量之“献金”外,不向幕府缴纳赋税,其內部之开支亦由诸藩自理。幕府军事行动或大兴土木时,诸藩供应人员,并且担任后勤。平时则各藩自理其境內治安,自理其诉讼事件。德川幕府只颁布一般法治之原则,如“武家诸法度”各藩各自颁行“家法”大概仿效江户之饬令,法律带有儒家伦理之气息,如奖励向学,严噤骄奢 ![]() “幕藩之关系”至今未有定论。理论上有⾼度的央中集权,而事实上有相当程度的地方分权。世界史中无相似事例能与之相互印证。又如堵藩內部之管理,亦非全国一律。大凡封建(feudalism)则有“次层封建”(subinfeudation),大名之下,各陪臣(realvassal)本应层层节制,并且各有采邑(fi6f,⽇人称为“知行”),土地也不能买卖,封建才与庄园制度(manorialsystem)互为表里。⽇本封建制度初创立时,大体也都保持这种形态。武士称“侍”(国中字之“侍”读音samurai,⽇本人也企图将之与“士农工商”之“士”等量齐观),传统习惯,其髡发与旁人不同,⾝带二刀,长刀战斗,短刀准备战败自裁,上自将军属下之大名及“大老”(正副首相)、“年寄”(⾼级顾问)、各种“奉行”(特派经理人员),下至“御家人”(下士官)同属于待,不得与一般平民通婚,对一般平民有无限权威,可以“斩舍御免”(kirisutegomun,对抗命之平民可以宰割,虽杀人无罪),也都配有土地。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一成不变的制度难于维持。即在德川氏统一全国之前,封建制实已变质,逐渐带有官僚组织成分。江户幕府又将各大名移植。各大名率领所辖陪臣履新,所在之藩常有前代遗留之侍,因之武士阶级人员重叠,造成藩內侍之成员与全人口的比例⾼低不等。有如隆摩及土佐,其侍之人数特⾼。是以经理上也无法采取同一方式,而只能迁就于各地之习惯法。 17世纪的趋向,则是各大名将藩內陪臣之采邑废除,将他们调至藩主之守城,付以俸米,派以流动之任务。兹后迄1800年,90%之藩已将下属全部采邑废除。然则这也并不是全面现代化,推演而成一个流动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地税与国中税制迥然不同。幕府及大名均不向全民直接课税,其税额是集体地课予每一村庄,因之地方威权之力量不可忽视。⽇本土地税额之⾼,为历史家经常提及。正规之土地税(“年贡”)通常为收成之40%至50%(“四公六民”或“五公五民”),又有其他附加及杂税(“口米”、“欠米”、“小物成”、“助乡役”),而且德川中期有土地主权集中之形势,多数小自耕农已沦为佃农,向地主纳租。种田人如何能直接地、间接地承当如此繁重的负担? 实际情形可能与上面耝浅的描绘稍有出⼊。17世纪中,⽇本全国耕地增加约80%,稻米生产自1800万石(每石通常为一人一年之消费量,较国中之石为大)增至2500万石,也约近40%。可是一般税额的增⾼并未照此比例。1700年之后,土地定期测量即未再举行。农业技术却⽇⽇增进。只是一般农民生活之艰难痛苦似已无可复加,加以天灾饥谨在德川时代经常有之,农民暴动(“百姓一揆”)在此时期曾前后发生1600起。⽇本全国人口,例如1721年,近3000万。以后近一个半世纪,即迄明治维新前夕,仍在3200万左右。有些学者认为赋税与地租多重过取,下层民人生计艰难与此人口总数之消长有关。是以⽇本进⼊资本主义体制的过程,一般民人曾付出极大代价。 有了上述背景,我们可以想象明治维新前,商业资本之累积及商业组织之展开,事出必然。德川幕府已经制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又安排了一个庞大的生产力量。其政治与社会之体制又在极紧凑的组织之中留下可资活动之处,使物资在两者之间的 ![]() ![]() ![]() ![]() ![]() 江户的封建体制,将全民按农、工、商的次序排列。法制上的不平等,对资本主义之滋生成长起了负作用。侍可能赖债不还,商人行止阔绰,却可能无端受罚,尚有少数的事例,记载商人欠债到期不能偿还被判死刑的情节。可是另一方面这些苛刻的待遇也強迫商人苦心经营,成为社会上不可或缺的一种服务。三井一家的成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可以顺便说及: 三井原出于藤原家系,藤原本是⽇本首屈一指的贵族。至16世纪末期,三井家仍在京都附近以小型封建领主的姿态出现,只因抵抗织田信长的统一运动,兵败之后流落在伊势酿酒为业。⽇本初期之累积资本,只能从农业产品着手,最初主要的两项商品为⽇本酒及酱油。家业三传至三井八郞兵卫,此人是经营能手、商业天才。他广泛地使用三井商标,利用广告宣传,提倡不讲价还价,不赊欠只求实。他也告诫子弟,不放债于侍,免除了因⾼利贷而产生的政治纠纷。三井兄弟间之联系,也替⽇后⽇本资本主义的体制别开门面,其中浓厚的⾎缘关系及家传祖训,被继承人当作世法与宗旨。佣用之经理则忠顺如家臣。 八郞兵卫开的“吴服店”以丝棉织品为主, ![]() ![]() ![]() 企业与府政一体合作,也使它们立于不败的地位。欧洲的王室在现代法制展开之前,经常对商人赖债。⽇本之封建政权则惯常以“德政”的名义,一笔勾销侍级人士向商人之借款。只是在江户时代,各种企业既已与府政结不解缘,在体制上不可或缺,因之幕府为了本⾝利益计,也不愿商业遭受打击。所以德川时代“德政”令只颁布过两次,范围都极窄狭。非如此,初期资本之累积必受挫折。 以上三井企业只是一个特出而显明的例子,当然其业务之展开还待客商友店代理铺户和批发零售各种组织互相支援,才能构成一种运动。其实,这种组织在三井业务发展过程中也已组织就绪。1721年人口调查初举行时,江户已超过50万口,再加幕府各大名府第及其他侍之家属,总数当逾80万,至18世纪末叶,甚可能已突过100万大关。在这尚未现代化的城市,既没有工业基础,其本⾝也不是海港,缺乏国际贸易的支持,何以生存?所以其背后必有一个庞大的经营机构,牵连着全国政治经济的因素,担任后勤业务。 江户时代承乎既久,各大名实际上已成为各地区农业生产的首脑。他们一般在大阪指派商业经理,称为“蔵元”其堆栈则称为“蔵屋敷”最盛时期蔵屋敷超过500处,每年经手出卖之米粮达400万石,其他各地产品如木材、纸张、砂糖、⿇布亦是。除供应江户、京都各处之需要外,一部分物产也送至长崎,供应对外贸易。大体上,⽇本已成了一个全国一体的大市场。 批发商所开店铺称“问屋”通常为一家所有,亲⾝经营。最初问屋只替卖主代售物品,菗取佣金。经营既久,他们也承购大批货物,主动经营。同业公会的组织则称“仲间”也称“株仲间”因为每一会员单位为一“株”这种权益为一家所有,可以世袭,不能私人转让。株仲间与传统之“座”不同。座为半官方组织,及于重要的商业,如金座、银座。仲间系在幕府噤止专利时,以秘密会社的方式发起组成,即洗澡堂、街头兜卖之负贩,也有其仲间。以后官方逐渐承认其存在,也由他们向幕府 ![]() ![]() 行银业务并不自三井始。大皈商人鸿池新六也以酿酒起家,后来成为幕府在大贩的经纪人,同时经理32家大名的财务。鸿池于1663年为幕府指派管束大阪之“十人两替”时,其行银团已有22家,经营金银兑换及款贷业务,汇票早在彼此间流传。约20年之后,三井开始在远距离承兑幕府公款时,幕府为之另组“三人组”各大名之物产既已储备于蔵屋敷,税米又源流不断进出,蔵元本人又为商人,并且与行银家来往,则买空卖空,投机生意为幕府严噤,仍照常运行。一般商人款贷于大名及侍则是普遍现象。因此除却款贷立时消耗之外,其资金进⼊各藩,扩大生产,也为必然趋势。鸿池新六即投资于拓殖土地。此外商业资本投资于渔业、工矿业、手工业及家庭工业,均促进⽇本经济逐渐多元化。 ⽇本之道路 ![]() ![]() ⽇本历史上之“元禄时代”(1688-1703)与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期间(1689-1702)大致重叠,期间上述商业组织均已成 ![]() ![]() ![]() 此后150年,江户幕府治下的⽇本为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拉锯战的时期。大名及侍负债于商人,动摇了封建体制的 ![]() ![]() 1769-1786年主持“恶政”的田沼意次,经过很多学者的研究。他的生活与政策,反映着18世纪后期(相当于国中的乾隆年间)的江户幕府状态。田沼并没有放弃传统的重农政策,他也主持开垦新地。不过他的企划注重扩大幕府工商业的收⼊。在他主持之下,府政控制的矿业大为扩充。他尤其着重铜产的增加,以便连同海味的出产,增強对国中的国际贸易。他发行新银币,大量加铸铜币铁币,促成通货贬值。在他督导之下,株仲间得到府政的承认,只要向幕府 ![]() 田沼的经历表现着“侍”这个社会阶级仍有很大的流动 ![]() ![]() ![]() ![]() 至19世纪,此中矛盾仍然无法消除,城市经济继续发展,只有使幕府和大名的地位更感到困难,以农村及稻米为本位的组织,在财政上无从应付金融经济所掌握的社会。1830年到1843年国中已领受到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经验,在⽇本则称“天保时代”天灾叠出、饥谨流行、不仅乡民暴动,城市间的穷人也在捣毁居奇商人的库房,府政除了镇庒之外,也在经济方面寻求对策,首先巩固本⾝的财政地位,这连串的政策,世称“天保改⾰” 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则是天保改⾰之中“幕”与“藩”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江户由⽔野忠邦任“老中首座”他主持的改⾰大致不离传统“文治”的风格,例如奖励勤俭、遣返进⼊城市中之农民、取缔奢侈品及乐娱、強迫降低物价、限制工资、厘定金及铜币之兑换率、执行货币改铸、解散株仲间。由大名作主在各藩颁布的政策,也同称天保改⾰,则采取比较积极的步骤,有些政策顺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不和嘲流作对,如执行均田、减轻赋税、整理债务、扩充公卖。长州将赋税作较公平的调整,将藩之债务作长期借款的安排。⽔户将某些专卖改由藩之会所经营,萨摩广植甘蔗,以砂糖库存为保证,发行票据,得以买卖借垫,藩债则改为250年之无利债款,另筹储备金付息。结果因其政策不合时宜,组织也缺乏灵活弹 ![]() 以上的发展容易引起读者揣想,要是没有外界的庒力,⽇本前途如何?是否再产生长期的內战,有如16世纪织田与丰臣出现之前,最后产生一个与城市经济互为表里的军府政?或者像国中一样,从农民之间出现一个明太祖式的领导人物,将国民经济的组织向后推,以适应他的政治体系?这样的猜想虽有趣,却不是研究历史的正途。当⽇事实之发展,是国中鸦片战争的失败给⽇本有识之士一个很大的教训。所谓雄藩已在提倡“富国強兵”而且佩里(Com摸doreMatthewPerry)要求开国之前,英法舰队已开至琉球,荷舰已⼊长崎。北面则早在田沼意次时代,已提议与俄国通商。世界历史的发展已要求⽇本历史与西洋文化汇合。 将明治维新讲成马克思式阶级斗争,是⽇本史学历来争辩的题目。本书无意在意识形态中揣测,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构成资本主义体制之原则,如资金流通、经理雇用和支持企业带服务 ![]() 明治维新可以算作⽇本进⼊资本主义的转捩点,因为流动 ![]() 我们今⽇追叙100多年前明治时代改⾰之成功,诚是将历史简化,把一个艰苦的局面易化。1860年及1870年间,维新志士应付的问题,是要取消占全国人口6%之特权阶级的特权,包括他们自己本⾝在內,废除200多个地方政权,放弃传统习惯,创造一个现代化、央中集权的体制。而工作尚未开始,新国家已受外強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本除了煤及铜之外,又缺乏工业原料,以致开国后对外贸易产生巨额⼊超。上文一再提及的财阀也并非自始即拥有雄厚财力,能立即应付新府政之需要。三井在德川末期已濒于破产,其冒险参加倒幕运动,有孤注一掷的情势。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郞,维新前夕才在土佐开始露面。所以⽇本之进⼊资本主义体制,并非财阀挟持府政,而系府政竭力扶植私人资本。新府政不愿意接受外间的投资,于是只有加紧对农村的索取。一时农民负担之重,引起若⼲历史家強调,他们所付的土地税供应了府政的国家资本;他们所付的地租,又供应了企业家的私人资本。 我们所谓⽇本较容易地进⼊资本主义体制,乃是与别的国家比较,其历史背景內已有很多因素有利于此种体制之展开。即使其功用不一定能与新时代之需要衔合,其组织上之一般原则仍能迁就适用。即农村能承受“原始累积资本”之负担,也系维新紧接着长时间的封建体制,一般农民同样地被威 ![]() ⽇本进⼊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外间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之⽇。新体制因外界庒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強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很多当事人看不清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总以为明治维新的成就出于领导人物的行止优越与道德⾼尚。况且资本主义的效率也容易与⽇本人传统的长处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总以为以⽇本的领导能力加诸近邻各国,不难造成共存共荣的局面。这也就是大东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设想动机之所在。因此从长远来看,江户开户、明治维新、甲午中⽇战争以迄太平洋战事,都有密切关系。 德国——国家主义支持资本主义,还是新资本支撑国家? 欧洲的民族国家每个历史背景不同,符合着“各有千秋”的概说。当中最奇特之处,无逾⽇耳曼民族和新兴德国之关系。此二者既非两位一体,又不能分割。虽然互相重叠,可是又不能首尾一致。历史上之⽇耳曼民族由东向西南迁徙,在意大利则成伦巴底人(Lombards),在法国则为诺曼(Normans)及 ![]() ![]() ![]() ![]() ![]() 如此古怪的局面终在1871年打破。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宮即德国皇帝位,幕后全由俾斯麦 ![]() ![]() 可是过去100多年来历史所增加之纵深,使我们产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帝国(即威廉之德国,有别于神圣罗马帝国之第一帝国及希特勒所倡导的第三帝国)之成立,与德国社会之进⼊资本主义的体制这一运动相重叠。俾斯麦展开了马基雅弗利的作风,因时就势造成了他个人的丰功伟业,事诚有之。然则在他后面的社会运动与经济力量早已蓬 ![]() 德国在19世纪初期便于改造,主要由于土地面积与人口数目大小适中,宜于组成一个和英法相埒的民族国家。这时其社会及经济条件虽落后,其中也有 ![]() ![]() 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央中 府政,在德国已有数百年之历史。自宗教改⾰期间算起,德国的疆域即由王子、公子的国土,主教区与大主教区以及自由城市的辖境并合组成。历来三等不同 ![]() ![]() 自17世纪以来,德国又多次成为国际战争之战场。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德国经过⾼度的破坏,人口与牲畜都曾剧减。汉撒同盟(HanseaticLeague)一度执北欧商业之牛耳,有不少德国自由城市加⼊。可是17世纪以后英荷为海上之威权,早已取而代之,即德境最享盛名之行银家富格氏(Fuggers),也在此期间因西班牙王室赖债(1607)而破产。总之,德国初期经济早 ![]() 迄至19世纪初年,德国显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经济一般落后的情形大概可以概述于次:除了莱茵河西岸之外,土地所有大概仍保持封建体制。穑夫缺乏行动自由。地主之产业也受遗传顺序之限制。一般的说来,即是私人财产权缺乏现代化的规定,各人都生活于村落之公社中,受习惯法支配,因此土地亦无法有效使用。工业生产受同业公会管制,物品只供应本地的狭窄市场。拿破仑战争之前,对英输出只有输⼊的1/6。本国所出的丝织品、天鹅绒、金银器具、五金用品及工具与兵器,则限于⾼级人士之用,数量有限。行政区域分划过小,是其基本弱点。德国虽有自然赋予之优良⽔道系统,只因为关卡林立,阻挠物品流通,无从发挥最大功能。此外“很多道路不过森林中开辟的小径”在⽇后德国2000万至2500万人口中,70%住在乡村。全国只有5个城市人口超过6万。其中以柏林为最大,在1820年有人口20万,其他“都会里的人口”也只以居留于数千人至一两万人的市镇为主。一般民人的生活程度较英法为低。主要食品为马铃薯,盐渍鲱鱼已属珍品。19世纪初期机器已由外间输⼊,但是大都只有示范作用“有如实验室和博物馆內之品目” 可是德国地理环境优越,物产矿蔵丰富,文化人士及知识分子思想成 ![]() ![]() ![]() 而且不止此也。普鲁士战败之后,面临法国颁布的改⾰,也趁机会大事更张。即向拿破仑缴纳军费赔款和承应参加征俄之役,也不得不对內有一番体制上的整顿,凡此都替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培植了组织上的条件。所以多难兴邦,有时強邻庒境,反是除旧布新的一种机会,可能产生积极效用。 普鲁士原为布兰登堡(Brandenburg)领主,在波兰兼有采邑,也曾一度臣属于波兰。其都城在波茨坦(Potsdam)而不在柏林。只因1701年布兰登堡国王自称普鲁士国王,才产生了如斯一个国家名目。亘18世纪,他和他的继承人又在德国內外沿着波罗的海更西向莱茵河拓土,所创的普鲁士领域,东西左右不相衔接,分割而成半打以上之单位,总面积已达全德1/3,已有抗衡奥地利,自命为德国盟主之势。 普鲁士的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勾连至深,历来的国王开明专制,府政有保全社会体制之义务,同时绝对地注重纪律,军队的数目在人口上占大比例,又有一个坚強的文官集团组织。因之王室竭力支持地主,让他们作为国家之中坚。只是辖地之在奥得河(Oder)及维斯杜拉河(Vistula)之间的一部分(今属波兰),历来以向波罗的海输出⾕物出名,因之也受金融经济的影响。斐特烈大帝(1712-1786)在位时,还创立款贷机构,周济地主。以后这些机构以及府政之津贴使不少大地主在农作物价格陡跌时渡过难关,不致被绅商廉价接收。有了这样的一段背景。德国之进⼊资本主义体制,在有些条件上与以前的封建体制遗绪衔接,而无剧烈冲突。旧的力量能在新社会里适应生存,并且保持其领导地位。 加以普鲁士国王本⾝拥有领域內1/4土地,享有全国收⼊之1/3,又以此数约80%供应军需,军国主义与府政之存在不受资本主义影响,相反地,这些因素在德国进⼊资本主义时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普鲁士官营之国际贸易机构Seehandelung,大部分股份为国王所有,在东普鲁士持有海外贸易之特权,掌握食盐专利,经营木材及铁产。此公司在1820年改组,以后更全力主持工商事业,至19世纪中期,国营煤矿年产煤400万吨,其他五金的产额也相埒,并且制造丝织品和瓷器出口,1840年间尚扩充到纺织业。国家资本在后作主,是德国进⼊资本主义之一大特征,与以后之国营铁道,俾斯麦手下德国之带福利国家(welfarestate) ![]() 现在再说拿破仑的改⾰在西部确为一般平民造福。但他的影响甚难及于东部。1807年普鲁士主持的改⾰在上端造成了一个內阁式的组织,在下端也让各市府政的市长及市政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可是其所谓废除穑夫制,只对地主阶级有利。10万以上穑夫只得放弃原有耕地成为都市里的劳工,其余又须将原有耕地1/3至一半 ![]() 拿破仑被放逐之后,维也纳会议对德国之处置有划时代的决定。德国境內各⾊各样的政治单位组织一个大邦联(GermanConfederation)。普鲁士和奥地利虽为成员,他们所属非德国之领土(如奥国所辖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领土,及普鲁士所辖波兰之一部分)则不归并在內,如是当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立独自主的单位仍有39个之多,虽彼此保证不同外国联盟、不向邦联成员作战,与一个民族国家有一贯军事外 ![]() 这样的局面仍使各单位藉此在低层机构中促成经济之发育成长。普鲁士废除庄园制度不利于一般农民,引起暴动,亦未酿成剧变。在长期间內,业主的数目仍在增加。又不论他们是过去之封建领主或穑夫或城市內的绅商,自此私人财产权被确定,遗传与典当有着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其低层机构里非经过如此一段改⾰,谈不上进⼊资本主义。新体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过去的公地可以圈为私有,也有农田改为牧场,种植甜菜及马铃薯尤为普遍。普鲁士既如此,也引起各处效尤。如此改⾰之成果不能立现眼前,只在1820及1830年间,各种物产有了大量增进。而且利润也能反馈投资于农场,引起肥料与种子之增进、牲口之繁殖、建筑物之更新,亦即整个农业⽔准提⾼。 而再促成19世纪前期德国之经济突破者,莫如1834年开始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 这运动也由普鲁士发起。这王国自废除內地之关卡以后,影响所及,昅引小国申请参加。同盟成 ![]() ![]() 经济之展开和现代化过速,不能毫不付出代价。手工业及家庭工业突然被摒弃.同业公会失去社会地位及本地的领导力量,新兴工业不能立即与国外商品在质量上抗衡,从技术到管理各部门需要的教育与训练不能立即完善満⾜。穷困和失业的人群亟需救济。一般民人生活⽔准尚低,无力购买新兴工业制成品如肥皂、染料和玻璃器皿。此外如工资问题、工作时间、女工和童工的问题在英国已有法律上的安排,在德国尚无着落。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之际,没有空间与时间上的转圜,此为当⽇德国最大之困难。1848年⾰命因之发生。 这一年的⾰命在国际场合有传染 ![]() 1848年的⾰命至今近一个半世纪,可是当⽇事实之发展在原始资料中遗下不少疑问。3月巷战之后,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遗憾,他被德国的爱国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宪法会议,并且宣扬普鲁士即将“汇合⼊德国”随后即有法兰克福的宪法会议,由全德选举而产生,公推斐特烈·威廉为德国皇帝,他却拒不接受,并且轻蔑地说法兰克福宪法为“私生子”而且倡言皇权神授不能由民意产生。果真只因此人 ![]() 有了过去一个半世纪历史之纵深,我们对以上的事迹已可作大刀阔斧的解释。19世纪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抬头必与自由主义同进出,在德国尤有如此之企望。原来在法国大⾰命之前,德国思想界之领导人物多倾心于世界主义,很少着重于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历史学家也一致承认国家主义及民族思想以及主民自由等观念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 ![]() ![]() ![]() 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上之大规模变动,当时好像是千头万绪,事后以远视界看来,则其整个经历仍在采取最为直截了当之途径。英法进⼊资本主义体制时,其⾼层结构妨碍下层经济因素自由 ![]() ![]() 今⽇我们提出这种说法,犹怕被人指责。只是150年前历史之发展若是,即没有理由凭我们的好恶,径自指斥历史“应当”如此演进,而且“不该”若是之发展。其实当⽇明眼人早已看出其中的究竟与关键。马克思终⾝离开德国,俾斯麦一心做铁⾎宰相,两人所取途径相反,其基于自由主义无法在德国展开的观点则彼此一致。 很显然的,德境此时使用不同的货币,民法与商法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除非统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受限制。反面说来,资本主义促进生产、集中生产与分配、加強社会生活之标准化及⾼度的分工合作,无一不有助于柏林政权之实力。况且煤矿、铁矿之展开,铁路与电讯之敷设,亦始终与军备不可分割。所以此时资本主义的抬头与国家主义并肩而行,也不愿主民的呼声在当中另生枝节。 我们也尚可以用霍布斯之“巨灵”的观念(第五章)解释这一段历史。德国运至9世纪中期是谓“只有灵魂,没有躯壳”想创造躯壳,务必倚赖一个全能的政权,兼有经济 ![]() 可是1848年的⾰命也不是全无着落。事平之后,以普鲁士为首各公国王国纷纷采取君主立宪制。只有奥地利始终例外。然则所需宪法不由民意产生,而出于御制。普鲁士的宪法将选民按纳税数分作级三,以担保富人在议会的发言权,也护卫了国家之砥柱。并且国王对所有法案保留否决权。府政对工商业的管制有了明显的放松。1848年的法案让全境组织商会。1851年的法案更让私人厘定他们的制造与贩买标准。对被威胁的手工业也仍给以保护。所以1848年的⾰命在德国产生两种反响:一如国中的五四运动,掀动了主民自由的呼声。全德的知识界都觉得他们与全德的问题利害攸关。一则与五四运动的成果相反。法兰克福会议虎头蛇尾,中产阶级和市民阶级并所属的知识分子也见风转舵,从此臣服于普鲁士军人贵族地主的领导之下,产生一类似⽇本明治维新(虽说比1848年的⾰命迟20年)时尊王攘夷的气氛。 1851年至1857年,德国境內(尤其普鲁士地域內)经历着空前的繁荣。这一方面由于“全德证券 ![]() ![]() ![]() ![]() 德国之初期存积资本固然得力于传统的勤俭,一般民人之奉公守法,注重服从,也仍不能避免克扣无产阶级情事。人口之迁移,缓和了阶级冲突。1830年至1860年间,100万以上德国人移民国美,其他迁往巴西、智利。1880至1885五年间又有大量人口外移。同时德国本⾝也在同时昅收外来移民。国內的移民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有了以上思想史与经济史的轮廓,我们可以想象以后军事史与政治史之展开,不能脫离所叙之基点。俾斯麦大言不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曾说:“我是一个容克,我将因此而占便宜。”他也说:“我只容许我悦耳的音乐,否则即所有音乐全部不要。”他在1862年任首相时对国会的预算委员会说:“德国不注重普鲁士之自由主义而重视她的实力。普鲁士必专注她的实力,以等待有利的机缘。因为她的边疆对政治体系发展不利,有好几个如此机缘已被放弃。当今的问题不由演讲和多数来定夺,只能决定于铁与⾎。”当⽇很多人对他的态度感到惊讶,直到近来学者的研究,才肯定地说出“资本主义已拥他上马”他之所谓“占便宜”也是事实。他和他的经纪人即利用政治上的独家消息在证券市场中发财。 铁⾎宰相的手段与智慧已有无数文献详述,也在各种教科书里面占着相当的篇幅。可是今⽇看来这些资料只代表历史上的一段转换点。它由背景上的很多因素凑集而成,等到机缘成 ![]() ![]() 1871年德国成立,仍继续着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至此商业管制的规条才能通行全国。铁道与邮政用协定的方式全国化(当中亦有例外情形),通行全国之民法(AllgemeinesBurger-lichesGesetzbuch)尚要待到本世纪初年才普遍通行。可是新国家刚一成立,即立即颁行十进位度量衡制。过去全国有7个货币区,33个发行货币的行银各不相⼲。1871年后即以统一的金币通行全国,普鲁士行银升级为央中 行银。从法国取来之赔款50亿金法郞內,除273000000为纯金,作为新货币之准备金并作未来战事之储备外,其他很少的保留,立即发散,⾜以将普鲁士及其他不少国家之公债偿清,也给文武官员丰厚的奖赏,并且大兴土木,因此新德国游资充塞,⾜为战后投机事业之工具。又因为从法国取得阿尔萨斯及洛林(一部分),煤铁之产量也大增。纺织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形态。也因为帝国陡然富強可以尽力于社会上之服务事业,如注重教育、提倡公共卫生、筹谋社会福利等等。 可是自始至终黩武主义(militarism)与第二帝国不可区分。普鲁士解放穑夫后,不出10年即已全面实行征兵制。统一之后,各小国成立之部队,除萨克逊尼外,均由普鲁士军官率领,属于德皇麾下,各国已不能过问。俾斯麦当权时军费占帝国预算90%。我们也可以想见军需工业和支持军备的 ![]() ![]() 19世纪后期物质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之际,表面看来德国不过融合一般之嘲流。然则所谓世界嘲流,大部分亦由第二帝国之磨拳擦掌而产生。俾斯麦既已表彰铁⾎。其他思想界领导人物,以特莱希克(HeinrichvonTreitschke)为代表。他以大学教授兼国会议员的资格,著书演讲赞扬侵略 ![]() ![]() 殊不知第二帝国本⾝就包括着不少矛盾:北部奉新教,南方仍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东普鲁士容充军人之势力以农业为基础,而西方之自由主义却站在工商业的立场。统一的工作已有将问题“外部化”(externalizetheproblem)的趋向,此指一项组织发现內部的因素无法凝聚时,也可以发起另一种运动,以便在行动之中掩饰內部之缺乏向心力。对外同仇敌忾,对新德国即有如斯之效果。 俾斯麦任第二帝国宰相20年,他的政策,前后分为二段。大致在1878年前,他赞助自由贸易、与自由主义者合作、提倡“文化战斗”(Kulturkampf)以庒制天主教会。1878年后,他有180度转变,从此对关税采取保护政策,与奥地利结盟、和天主教合作、反对自由主义、钳制报纸舆论、取缔社会主民 ![]() 其中意义何在? 原来,组织一个民族国家,在法制上有助于国民经济成长,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积极用意,亦即一般国民因国家之富強而得到康乐。可是此中关系也可以本末颠倒:民人之康乐可以视作次要或全不重要,而以保全国家之体制为重。这也等于既造成躯壳,即倚此躯壳为重,不必再顾虑灵魂。所有的组织全可以为之迁就;各式各样的原则也都可以为之牺牲。我们写历史和读历史,进⼊如此阶段,不免掩卷长思:是国家主义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以新资本支撑国家? 新时代的德国史很难规避这样的疑问。 MwUXs.Com |
上一章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下一章 ( → ) |
木屋小说网免费为朋友们提供作者黄仁宇的小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全文以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无删减阅读,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未删减无删减阅读,想要阅读更多与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无删减阅读类似及相关的优秀历史小说请持续收藏木屋小说网 |